“ 7月7日晚，清华大学产业创新与金融研究院第五期主题沙龙成功举办，活动邀请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企业成长与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雷家骕作为开场嘉宾，雷家骕教授围绕“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做了精彩的主题发言，之后来自各行业的嘉宾与雷家骕教授展开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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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家骕（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企业成长与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我想与大家分享四个观点：一、制度重于技术，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认为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好，经济发展就会好。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也存在把勤快人变成懒人、把聪明人变成笨人的弊端。如果想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内涵和质量，就需要用制度设计焕发出人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制度的力量、制度的创新对一个企业、对一个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破解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也一样得依靠制度的创新和力量。二、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地遇到一些困难，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制度创新不足。有人认为，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也有人认为中国发展到了“刘易斯拐点”，已经过了劳动力红利期，我并不完全认可这些观点。我认为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陷阱”，从英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些国家在创新力、环境保护、财富分配、纵向流动机制、社会治理文明等方面做出了重大改变，很好的适应了发展的需要。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始，就不断强调创业，在创新创业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生态环境保护也越加重视，但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公民纵向流动机制不完善、政治治理现代化未能实现等问题依旧非常明显，旧的治理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然打破，但是新的模式并没有建立起来，这就构成了新的矛盾，造成发展的障碍。三、跳出“工业化中期陷阱”，就要高度重视制度创新的作用，要围绕三个层次进行制度创新。第一个层次是产权制度安排。我国基本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社会的产权结构、产权比例如何设计，更加有利于大家想事情干事情，如何创新产权制度安排更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我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产权制度；第二个层次是产权规制的制度安排。就是要不断创新和完善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契约和信用制度等，让经济活动在健康的产权规制下良好的运行；第三个层次是工具性的制度安排 就是在操作层面的信用制度、合同制度以及一些并购行为等要做制度上的设计。这三个层次的制度安排都需要创新来完善，在此基础上才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更好的焕发活力。四、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这取决于制度创新的效果。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的世界排名很靠后，如果能够理顺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社会的供需就会向着均衡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到达一个更高的层次，主要取决于制度层面的创新改变。技术问题难不倒我们，但如何让大家愿意自发地从事技术创新正是问题所在，从某种角度看，制度创新的潜力恰恰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空间的来源。

花秀夫（清华大学校企合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我认为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是变量和目标的关系，制度创新是变量，但是变量如何去变，需要看目标是什么。首先，制度创新永远要变，但是一定要根据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社会环境来变，二者是汽车的“前轮”与“后轮”的关系。其次，目前技术研究和经济发展之间有些脱节，国家的双创政策、学校的制度调整都在为此努力，但是还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说谁去管理？后续谁去创新？因此，专业化分工就显得很重要。高校科研人员不懂得企业经营管理领域的知识，企业与科研人员的需求也不一样，造成了很多科研成果和科研资源的浪费。国家和学校都需要培育相应的机构和人，将一些高校教师的科研成果进行转化，尤其是高校可以尝试聘请专业人士来从事相关的成果转化工作。

梁爽（佳美口腔医疗集团副董事长）：我认为制度创新一定是优于技术创新，但是在整个经济循环中，技术创新的需求推动了制度创新的实施。现在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阶段，那么制度如何进行创新才能迎接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才能用消费型经济来支持经济增长？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很明确的答案。聚焦到企业层面，民营企业做大之后也存在“国企化”的现象，也面临着“由谁去做制度创新”的问题，而不是做制度创新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管的是一摊什么样的事情。此外，目前阶段，我认为由企业内部设立研发机构是非常有用的技术创新方式，政府部门主导的科研开发存在很大的浪费现象。

张金柱（北京融通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会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勇于创新，甚至用自身发展倒逼体制机制创新。 尽管很多人都在说经济环境不好，但是我看到仍然有很多人、很多企业做得不错，比如中关村的企业呈现出了强大的生机。这说明在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只有摆平心态、具有很执着的精神才能把企业做大做强。当然，如果有一个好的环境，这样的人会慢慢地变多。另外，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是世界难题，技术的快速发展一定会逐渐拉大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因为人的能力本身就有差距。

刘群（国投生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特聘专家）：“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现在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关于“科技创新是以民营、市场化为主，还是以国企、国家的推动为主”，我认为大型、高端的科技研发和科研创新主要依靠大型国企、国家的推动，因为民营企业相对更看重短期利益和成效。在国外，也没有所谓的民企从事相关的科研工作，这应该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科技创新越是基础，越需要国家支持；而离市场近的科技创新就需要企业自发去做。其实“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应该分开而论，两者有很大差异，但是国内往往不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

雷家骕：讨论到这里，我想说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科学活动和技术活动需要分开，与此相应，科学政策和技术政策也是要分开讨论制定。在我国，这两者是不分家的，统一成科技政策。但事实上，前端的，基础性研究、基于科学的产业、商业应该属于科学政策调整的领域，比如化学基础材料、化学制药，这些依赖于科学上新的生物发现。而技术进一步，产业就发展一步，基于技术上的产业应该对应的是技术政策。我国改革开放后，造船、航天、电子这些领域发展很快，但是实质性的生物技术等还比较落后，产业化效果不佳，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把科学的事对应科学的政策，用管技术的政策管理科学产业。

同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薛霖、北京山水东方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明东、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高连奎、启迪新材料集团技术部负责人及央视网财经记者等20余位嘉宾参与了讨论。沙龙活动由研究院院长助理兼执行主任刘颖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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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万宁宁 编辑 ：刘颖

摄影：王建一

附：清华大学产业创新与金融研究院由经济管理学院、材料学院、软件学院、热能工程系和电机系联合发起成立，以文、理、工多学科交叉开展产业创新研究。研究院将构建一个汇聚产业从业者、政策分析师和学者的思想交流平台，总结提炼经验、创造思想。

“清华大学产业创新与金融研究院以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对于学校人才培养和国家产业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 ----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 2016年1月28日

“希望清华大学产业创新与金融研究院能探索出一条结合金融服务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产业升级之路，为我国新常态下的产业转型战略服务，提升清华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贡献度。”-----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 201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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